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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又称北欧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它以斯德哥尔摩大学为主要阵地,故又称为斯哥尔摩学派。起源于19~20世纪之交,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小国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它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是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将资本边际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差异及其相对变动视为宏观经济变动的基本决定因素。根据这一理论,维克塞尔提出控制利息率以维持经济稳定的经济政策主张。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和宏观货币政策主张,不仅是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而且开了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先河,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之一。

瑞典是北欧一个只有850多万人口,4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对外高度开放型的国家。瑞典学派就是植根于这样的国度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之中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萌芽于20世纪初。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已逐渐由自由阶段过渡到垄断统治阶段,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日趋尖锐,以致爆发世界大战和严重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0年,便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随即又进入长期的慢性萧条。到1927年左右,经过短暂复苏后,1929年更爆发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失业总数超过3,000万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即使在所谓经济高涨时期,失业人数也大量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小撮金融寡头利用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日益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借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自动充分就业均衡论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已渐趋破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便不得不在理论上另辟蹊径,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瑞典学派就是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需要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瑞典学派的先驱者维克塞尔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后修订为《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二卷出版)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积累过程原理,乃为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维克塞尔在该书中首先批评了旧的货币数量论,认为它是一些同实践很少有关系,有些方面简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理论,因而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一个银行信用已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弗赖堡一般价格水平取决于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或贷款利率。但这还不是决定价格水平的充分条件,因为价格上涨既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价格下跌也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他认为,确定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货币利息率,即市场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Natural Rate In Interest)之间的差异。维克塞尔就企图从区分这两种利息率的差异出发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积累过程原理,即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

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在此以前的传统庸俗经济学是进行静态的均衡分析,而且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分开。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则把经济的均衡分析开始动态化,并以利息率为纽带,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建立起统一的货币经济理论,用以说明经济周期的波动。他的这种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便成为后来瑞典学派普遍沿用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同时由于他的积累过程理论是通过货币利息率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而不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因此,他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是企图借助于调整利息率,而不是借助于控制货币数量来克服经济周期的波动。这点显然对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维克塞尔的经济理论,不仅为瑞典学派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先驱。

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除维克塞尔的理论外,还有卡塞尔、达维逊的理论。后二人从不同方面对维克塞尔的理论进行批评和补充而形成了瑞典学派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当然,这两人的影响同维克塞尔比起来还是属于次要的。

假如说维克塞尔、卡塞尔、达维逊等是瑞典学派的奠基者,那么,瑞典学派的形成则应归功于30年代的谬尔达尔、林达尔、伦德贝格和奥林等人,而主要是谬尔达尔。标志着这一学派形成的主要著作有:

①谬尔达尔在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此书在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加进了预期(expectation)因素,强调企业家对未来的主观预期及不确定和风险等因素在价格形成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②谬尔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此书把一些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估计(ex-ante)与事后估计(ex-post)两种,进行动态分析。

③林达尔在1929年出版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和方法》。此书企图建立动态分析的期间分析,以代替静态均衡分析。

④林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作者试图对预期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一个一般动态理论体系。

⑤伦德贝格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作者采用过程分析或序列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增长。

⑥瑞典政府失业调查委员会于1933-1935年发表的《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参加该委员会最后撰写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有谬尔达尔、奥林、哈马舍尔德、阿克曼等。他们采用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得出了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消除失业的结论。

60年代以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德伯克。他所著的《新政治经济学》(1971年)、《瑞典经济政策》(1974年)两书,在全面评述激进派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的同时,系统地总结了瑞典近百年来,非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既保持了瑞典学派原来的传统,又加强了瑞典学派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前面说明,瑞典学派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矛盾已十分尖锐并爆发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与新古典学派比较起来具有如下特点:

(1)首创了“一分法”的经济分析方法。新古典学派信从萨伊定律和旧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回事,瑞典学派则最先把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

(2)倡导动态经济学,企图用以修补静态经济理论的缺陷,而他们的所谓动态经济学,则是与他们的货币经济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称为货币均衡论。

(3)为了完成动态经济的分析,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编造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术语和经济范畴。倡导把一些经济变量如资本价值、所得、投资、储蓄、成本等区分为事前、事后两种数值。主张用所谓期间分析或称过程分析、序列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变化过程。

(5)着重纯理论的研究,并从经济理论引伸出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大都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工作。因此,瑞典学派的理论对瑞典经济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纯理论的研究方面,如其对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就比较明显。

(6)注重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瑞典是一个高度开放型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们从国情出发,自然对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比较注重,并取得了相当成果。其中有些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国际贸易理论等。

在20世纪20~30年代,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维克塞尔的理论为出发点,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主张三方面使瑞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缪达尔在《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1927)、《货币均衡论》(1931),林达尔在《货币政策的目的与方法》(1929)、《货币与资本理论的研究》(1939)等著作中,提出了预期和计划、时点分析和期间分析、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均衡分析和不均衡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论概念,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宏观动态均衡方法论。

伦德堡在《经济扩展理论研究》(1937)一书中,运用动态分析法,对经济周期作了缜密的研究。他采用序列分析法,分阶段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并且研究了总投资、利息率、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经济合理化等因素对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奠定了瑞典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1927年,由缪达尔、奥林、哈马舍尔德等经济学家组成的失业委员会在《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中,得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消除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政策结论,并且提出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主,以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经济政策建议。1939年,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概念,主张提高财政政策在经济稳定政策中的地位,并且主张变年度平衡财政预算为补偿性财政预算,亦即周期性平衡财政预算。

40年代后半期,瑞典学派的正统经济学家与工会经济学家就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关系和协调问题,展开了一场经济政策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瑞典经济学家们不仅重新强调了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以加强劳动流动性为主要内容的人力政策,以及以工资指导线为主要内容的收入政策这样一些微观经济政策主张,区别了需求拉上式通货膨胀和成本推进式通货膨胀,在理论和政策两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学派涌现出以林德贝克为代表的第三代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的《新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1971)、《瑞典的经济政策》(1974)是战后瑞典学派最重要的著作。林德贝克是战后瑞典学派经济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根据瑞典是小国、开放型经济和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特点,进一步发展了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使其带有三点鲜明的特征,即小国开放型、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和混合经济。林德贝克的小国开放型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

小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包括小国开放型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失业理论。林德贝克认为,瑞典作为一个小国开放型混合经济国家,其经济周期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①瑞典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动荡对瑞典经济周期变动有决定性的影响。瑞典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与出口增加息息相关,其下降阶段与出口减少密切相连。

②瑞典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平缓,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二是瑞典推行经济稳定政策。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出口部门的多样性,进出口的平衡趋势和消费需求的稳定性。经济稳定政策中稳定效应最大的是高税率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和劳工市场政策。林德贝克将通货膨胀的产生归结为因充分就业而带来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高工资增长率、高额累进税率和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措施的不力和滞后。瑞典学派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视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建立了通货膨胀理论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这一模型将本国经济分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通过世界性通货膨胀对这两类部门的影响来说明通货膨胀现象,认为一国通货膨胀率等于世界通货膨胀率加上开放经济部门和非开放经济部门劳动率的差额。此外,这一模型还研究了世界通货膨胀影响的传递机制。林德贝克小国开放型失业理论将失业的产生归结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归结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归结为高工资率引起的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林德贝克将经济制度分为五种,即无政府主义经济制度、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心集权经济制度。他认为当代世界上实际存在的经济制度有三种,即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制度,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心集权经济制度。这一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三种经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全面论述了分权和集权、市场经济和中心计划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刺激和行政命令、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宣扬瑞典式混合经济,亦即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实践: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混合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非凡类型的经济制度,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经济政策有两种趋势:一是自由化趋势,即一般经济政策逐渐取代直接的经济管制,二是社会化趋势,表现为服务部门和国民收入的逐步国有化。瑞典混合经济政策所标榜的政策目标有: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适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均等化、国际收支平衡、出口生产部门优先发展、人口地域分布合理化、保护环境。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混合经济制度在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四个目标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通货膨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最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同其他经济目标之间的尖锐矛盾。西方经济学家将这一尖锐矛盾称为福利国家的危机。

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维克塞尔的经济学产生算起,至今约有100年,即使从标志着它形成的谬尔达尔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一书算起,也有近70年的历史。这个学派与其他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学派比较起来,不仅时间较长,而且在理论的许多方面也具有领先的或非凡的地位。这主要是指它表现在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特点。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有维克塞尔提出的积累过程原理奠定了基础,而后又由林达尔、谬尔达尔等人予以修补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它不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而对宏观经济进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至今也还颇具特色的。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实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动态分析的货币均衡理论。它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而建立起来的。应当肯定,他对旧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虽不完善甚至还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非凡是他批评旧货币数量论没有把货币数量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而把货币视为覆盖于实物经济上的一块“面纱”,是十分中肯的。这种“面纱”论,实际是否定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崭新的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分法”。很明显,维克塞尔的这个新的“一分法”,对后来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经济理论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致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维克塞尔这个“一分法”“无论对前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还是对后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了影响。”维克塞尔还创造性地把利息率区分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并把二者的差异视作价格和经济积累性变动的原因,从而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他的这个货币经济论既是后来凯恩斯货币经济论之启蒙,同时又与凯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的货币经济论相区别。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概念的产生,而且对凯恩斯在他《货币论》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凯恩斯自己也承认的。凯恩斯说:我的“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时期中储蓄量……与投资量保持相等之利率。当时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这个概念,一方面是维克塞尔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化。”尽管凯恩斯在后来对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么看重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谓“中立利率”的概念来代替,但这已足够证实,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多么大的影响。

当然,应当看到,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本身并不完善,甚至还存在矛盾和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的积累原理是以充分就业假定为前提的,因此,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别只引起价格积累的变动,而不致引起总的产量就业水平的波动。这一缺陷后来林达尔也提出了批评,并予以修正,即把原来的充分就业假定改变为非充分就业假定。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就不仅表现为价格的积累变动,同时也表现为产量就业量的积累变动,从而是货币与经济相结合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们在对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原理提出批评和修正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宏观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创造了时点、时期分析,事前、事后分析,序列分析和过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并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了起来,从而是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更臻于完善。

瑞典学派从瑞典作为北欧一个经济发达的开放型国家的国情出发,十分重视对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奥林的以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谬尔达尔、奥林的国际金融资本理论等等。

卡塞尔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以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汇率如何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嫩能够够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安闲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汇率将随通货膨胀率与物价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论,实际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而非固定汇率的决定理论。

购买力平价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它是换算各国有关经济指标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即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来换算各国有关同一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现行国际市场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对实际经济水平的歪曲。因为一国经济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以该国所拥有的实物产量的多少来决定的。当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某一经济总量指标,自然就能较好地反映一国所拥有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而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由于要受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撒谎能够供求关系和外贸商品、劳务的价格波动与偏离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与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的汇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异,以致会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所以在比较各国经济水平时,用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来换算比用实际汇率来换算更为科学、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为国家衡量和调节一国货币的现行实际汇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据。因为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既然反映了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实际便确定了两国货币的均衡汇率,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乃是以此均衡汇率为中心而上下波动的,因此,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尺度去与现行实际汇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后者偏离正常均衡汇率的程度,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但是,购买力平价论却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现实操作上较为困难,实用性有限。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可以有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两种形式。就绝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两国货币在同一时期各安闲国内购买力水平之比来决定的,因而要受两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然而这所谓物价水平,究竟是以什么物价为依据,是以批发价为依据呢,还是以零售价为依据?等等,就是难以确定的问题;就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某一基期的汇率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报告期的汇率,应选择哪一个时点为基期来计算基期汇率就难以确定。假如基期选择不当,则会对当前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的确定发生系统的偏差。

要素禀赋论是奥林沿袭赫克歇尔思想而于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来的,用以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因此,又称为赫克歇尔——奥林模型,或H—O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之所以产生贸易关系,是由于各自拥有的各种要素比例不同,以及产品生产所使用的要素结构的差异所引起的。这就是说,一国拥有某种相对较丰富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自然就比较便宜。于是该国生产这种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产品出口,国际贸易就会发生,贸易的流向就是由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出口到生产该种产品具有相对劣势的国家。例如,美、日、德拥有的劳动资源相对丰富,就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于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由美、日、德发达国家流向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由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流向美、日、德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的。

奥林的这种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承袭李嘉图以来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修补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要素成本差异的分析上,以及把约翰·穆勒供求价格论扩大到国内外一切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决定的范围,都表明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这种贸易理论还认为,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从而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通过彼此的产品贸易,便有缩小和均等化的趋势。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辨证意义的。此外,奥林的要素禀赋在开创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之先河的历史意义方面,也应予以足够的估计。

然而奥林的这种国际贸易理论,是以一系列国内、国外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是适应国际自由贸易要求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国际自由贸易并不存在,非凡是在战后,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还有加强之势。因此,它的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对要素禀赋差异的分析,只看到各国所拥有的要素量的差异,而忽视了要素质的差异,也是片面的。例如对劳动要素,只看到各国拥有的劳动相对数量的差别,没有看到各国劳动资源在素质上的差异。所谓里昂惕夫之迷,实际就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脱离实际的假定前提而产生的。以致后来的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人力技能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予以弥补。这些后来者的“弥补”工夫也并不高明,甚至更进一步滑进了庸俗的泥坑。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者的技能视为固定资本,那岂不等于说劳动者也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很明显,这是一种混淆劳资界限的庸俗观点。

奥林要素禀赋论最根本的缺陷,还在于它是在以供求价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它比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倒退了一步。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在比较成本学说上,他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于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两国生产同一种产品所付出的以劳动量来计算的成本有差异,于是,两国便各自生产比较成本较低的产品出口。而要素禀赋论由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便把劳动、资本、土地同样地视为构成产品成本的基础,认为各个要素的成本大小应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关系决定。实际也是用庸俗的生产要素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承认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从而掩盖了利润、地租的剥削实质。

维克塞尔在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后又提出了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种种方法,诸如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长、输出黄金、提高银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还产生消极的副作用,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张。他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应在各国实行自己的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纸币不能在国际间流通,黄金又不宜用作货币在国际间流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两国间出现收支不平衡时又用什么来支付呢?

维克塞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两国收支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中心银行协调利率政策来加以解决。既可以由出现顺差的一方降低利率来解决,也可以有出现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来解决,或者双方同时变动利率,双管齐下,直到实现收支平衡为止。

维克塞尔的这种各国协调利率的国际金融政策是以各国利益一致为基础而采取联合行动为前提的。但若这个前提不存在,这种政策就会落空,而且单靠变动利率来平衡国际收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这种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怀疑的。

奥林在创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禀赋论的同时,还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金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他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特点是以国际货币体系的转移为条件,把国际资本的转移与国际购买力的转移和市场的变化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古典学派认为贷款国必须降价提供自己的产品以诱使借款国购买更多的本国产品,以便形成与资本输出相适应的出超格局的传统观点。

奥林认为,随着国际资本由B国向A国转移,国际购买力便由B国向A国转移,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向,也由B国向A国转移,使A国产生贸易入超,B国产生贸易出超。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向A国转移,A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便呈上升趋势,因而资本输出国B,根本没有必要降价出口商品,以扩大国外市场,就像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在对资本输出国A的购买力增长的分析上,奥林还区分了由资本输入国直接引起的“原始”购买力增长,或称第一级信用效果,以及由资本输入间接引起的购买力增长,他称为第二级、第三级信用效果。

总之,奥林在30年代初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中的一些观点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尽管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研究上又有不少进展,但奥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瑞典学派在提出自己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包括政治与经济在内所谓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瑞典闻名经济学家伦德贝格指出,所谓瑞典模式,一方面是指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谈判”来确定合理工资,避免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又要运用政府政策来实现所谓高度就业,均等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是工人和雇主(资本家)都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是超阶级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国家政府出面谈判。这样,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就可以维护阶级合作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其实,在雇佣劳动制度下,雇主与工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两大阶级的组织雇主协会与工会在某些问题上相互谈判协商一致,实现了所谓的平等,实际也只是维持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平等”,而不是真正雇主与工人都同样成了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平等。至于说瑞典的国家是“超阶级”的国家,并不符合实际。列宁指出,自有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在瑞典明显地存在资产阶级统治情况下的国家,就必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利益为己任的国家,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否则,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就早已不复存在。所以,瑞典学派所标榜的超阶级的、平等的社会民主秩序,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实质之遁词而已。

当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在瑞典,由于工人的工会组织历史悠久,力量强大,非凡是由于拥有于工会联系密切、并因而以工会作为自己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社会,自1932年以来长期执政的非凡条件下,在劳资谈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较多照顾,使工人享受较多的“民主”,这是瑞典的特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瑞典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统治和剥削的地位。

混合经济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经济基础和重要内容。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维克塞尔开始,就对此十分赞赏并予以理论说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划分为三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认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乃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制度,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他认为,这种混合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在私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部分国有化。因为在他看来,私有制是刺激企业主动性、创造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谓部分国有化,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某些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的基础设施,如铁路、邮电等实行国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费国有化,即通过累进税制将一部分国民收入纳入国家预算,作为社会保险和供给集体消费的基金。如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所指出的,瑞典的经济就是这样的混合经济。以1981年的GDP的构成为例,私人经济成份与公共经济成份的比例为64.62∶35.37。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的这种混合经济制度,即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其占主体和统治地位的经济性质来决定的,既然混合经济制度中的主要经济成份和基础部分是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则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使其中国有的或公共的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性质,因国有经济性质的本身是由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假如国家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的,即政权还把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或公共占有,同仍然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时比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对资本家更为有利。因为由国家占有的主要是那些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甚至亏损的铁路、邮电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些部门由国家占有和经营,实质上是由国家用财政补贴通过经营的企业想资本家提供廉价的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去赚取丰厚的利润。明确地说,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手段把从人民大众手中收取的税款转让给私人资本家。所以,瑞典混合经济中有较大比重的国有经济的事实,丝毫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成份。而宁可说,由于资产阶级国有化企业的实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因此,瑞典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非凡发达。

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特点,使得瑞典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学派正是企图以实行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理想,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自有社会民主主义”。

首先应当肯定,瑞典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是有利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广大职工生、老、病、死和失业等等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它的某些具体措施如医疗保险和养老设施与服务等等。

但是,必须明确,瑞典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绝不是由于瑞典资产阶级的心地非凡善良,而是由于瑞典有社会民主主义很深的传统,工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同时也与社会长期执政有关。社会是以工会为自己的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当然要较多地反映工人群众的利益,但他们又迷信经济斗争与和平过渡,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很自然地就乐意推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他们看来,实行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似乎就可以使资本主义逐渐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

同时还应看到,社会的这种和平转变的政策纲领,与瑞典学派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瑞典学派宣扬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用意,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就是与社会人合拍的。林德泊克说:“看来没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内战不如各国间的战争那样残酷。我深为同意那些对内战的好处抱怀疑态度的人的看法,他们还能指出这样一种风险,即通过暴力的角逐来选择政治领袖也许不是很好的。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而产生的领袖,难道不是经常可能既专政又残暴吗?事实上,革命只不过意味着换一批压迫者。这种可能性几乎不缺少历史的例证。”林德伯格在这里说的“抱怀疑态度的人”,就包括社会人在内。在瑞典正是由于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界的瑞典学派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共性,而且都认为实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避免这一问题的法宝(尽管二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彼此在政策实践与思想舆论上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便有力地推动了瑞典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 表现。在长期推行瑞典模式的情况下,一旦要加以改革,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保守党政府1994年再次下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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