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熊彼特: 在痛苦时代呼唤未来

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总结前人的经济思想,并凭借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观察与思考,探索着人类社会和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经济规律。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著述中,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循环周期”理论,并创造性地系统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这是人类一个聪明而又极具价值的发现——经济周期理论不仅总结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指导了人们更好地适应和抓住经济运行规律中的各种机会。

本期局君带你读传记,为你介绍熊彼特的一生。作为一个德国人,熊彼特生平跨越两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盛极一时的奥匈帝国的覆亡和纳粹德国的兴衰。在历经政商挫败、亲人离去和一系列人生跌宕之后,熊彼特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的剑桥之畔教书育人,并将其璀璨夺目、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付梓成书,在经济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留下了那个痛苦时代中对美好未来的呼唤和期待。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f Aloisiu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迈恩市特里施镇。小镇只有45000居民,大多从事农业,原始而质朴的农本经济中刚刚开始萌生工业的种子。熊彼特的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创立了一家纺织企业,他的祖父和父亲将其发展壮大,并带动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也担任过镇长,整个家族由此拥有了名誉、财富和权力。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出身良好,她的父亲是附近的伊赫拉瓦市市立医院的院长。

幼年熊彼特在家族呵护下成长,但其优渥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在他4岁那年,父亲便在一次狩猎中意外身亡,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熊彼特的母亲在丈夫亡故后展现出了可贵的坚强,她深知特里施镇太小,无法给熊彼特很好的教育和发展空间,于是她带着孩子搬到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当地求婚者纷至沓来,但乔安娜的选择谨慎而深思熟虑——她绝非贫困之人,因此她的第二次婚姻必须有助于熊彼特进入上流社会。在熊彼特10岁那年,32岁的乔安娜答应了65岁的陆军元帅西格蒙德·冯·克勒尔的求婚。

当时的奥匈帝国盛极一时,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立国百年,疆域广阔。端坐在帝国金字塔顶端的王公贵族左右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嫁给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能够自由进出皇宫的冯·克勒尔元帅,母亲为熊彼特打开了通向世界最强大帝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大门。他们全家随后搬到了首都维也纳,住进了位于霍夫堡皇宫和英雄广场附近指环街(Ringstrasse)的豪宅。

在当时欧洲最繁华的首都,熊彼特在母亲和继父的支持下,进入了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进入的特蕾西亚公立学校学习。能够担任该校校长的通常是在奥匈帝国国内享有盛誉的杰出政治家和大学教授,这里的子弟毕业后,便可以前往国家高级国务部门任职。学校教授德语、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有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希腊语课上使用的教材内容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而文学课上则要求掌握大段大段的古典散文和诗歌。熊彼特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各类书籍,高中的最后几年,他甚至还到附近大学里旁听。

幼年到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熊彼特此后的人生及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特里施镇从几乎一成不变、宁静安详的农本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的过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原理》一书,是熊彼特经济思想大厦的奠基石之一。其中,他首先阐述了“稳定经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既没有利润也没有利息,只有工资薪酬以及稀缺土地的地租;同时,因为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也就没有多余的资本,因此也没有信贷。这种状态既不存在“企业家”,也没有“资本家”,只有“静态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只有工作收入,没有盈余。这样的静态模型有悖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理论——无论是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边际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但是,今天我们反过去看,这种静态模型不正是安静的特里施小镇在幼年熊彼特心中的投影吗?

终其一生,熊彼特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爱和教导——他的母亲在他中学毕业后就结束了与冯·克勒尔元帅的婚姻,并从此保持单身。因此,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企业家都是作为“伟大的英雄”和“勇敢的骑士”形象出现的。在他的笔下,整个社会除了“静态的”“享乐的”人之外,还有一种“动态的”“充满能量的”人,这种人就是企业家。熊彼特认为,这种充满能量的人热衷于社会实力、地位和自我的个人能力,富有对成功的喜悦和对胜利的热情;对于这种人来说不存在“均衡”,只有永不停歇地去寻找新的领域;这种人建立企业帝国和经济王朝,以设计者和统治者的身份走进历史;这种人的不知疲倦便是资本主义不会停歇的源头。不难看出,熊彼特所塑造的“企业家”形象,也正是他心中伟岸的父亲的形象。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他塑造出这样神圣的角色,并伴随了他的一生。

1901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熊彼特决定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开启了他色彩斑斓的青年生涯。

1900年前后,正是奥匈帝国最为强盛、稳定和繁荣的时期,鲜有人会意识到此时距离帝国的覆亡仅有不到20年时间,多数人都生活在平稳、繁荣的社会之中。

国运昌盛,维也纳大学作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好的高等学府,孕育了一批开宗立派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在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候,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已于1871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帝国盛世的图景中,各种物资产品的供给丰裕富足,人们可以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经济事务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门格尔提出的主观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大行其道,同时其提出经济学作为独立理论的观点也获得了广泛认可。门格尔本人也成为奥地利皇子的皇室教师和上议院的终身议员。

继门格尔之后,弗里德里西·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大师级学者不断丰富和完善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机会成本、边际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旧奥地利学派势力渐成。维塞尔著有《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1884)和《自然价值》(1889)等著作,他也成为了奥匈帝国上议院的终身议员,并且在帝国最后两任内阁中担任商务大臣。庞巴维克于1884年出版了《资本与利息》一书之后,就被视为奥地利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三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其头像也被印在了奥地利100先令的货币上。

熊彼特非常幸运,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能够师从如此多位大师。最为重要的是,帝国的繁荣使得这些学术巨匠在构建学术体系方面格局高远,他们的鸿篇巨著成为了熊彼特学术大厦的参照物。这些大师在当时也不会料到,数年之后的战争不仅造成了帝国的覆灭,也会使得象牙塔中的旧奥地利学派师生离散,不复当年。而熊彼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子,将带着他们思想的火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继续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伟大事业,为横行经济学界近百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奠基。

时光还很美好,熊彼特还很年轻,向往着更加五彩斑斓的人生。为了搞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决定先来一次旅行。1906年秋,他离开维也纳,开始在欧洲的“游学之旅”。在柏林,他参加了著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结识了许多德国朋友。接着,他又前往巴黎,参观了久负盛名的索邦神学院。秋天的时候,他抵达英国,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年。

与奥匈帝国相比,英国当时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程度更高,伦敦的生活也比维也纳更加丰富多彩。家境优越、向往上流社会的熊彼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量身定做了几套高档英国布料的西服,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一间价格不菲的公寓,还买了一匹马作为自己的坐骑,每天早晨骑着它穿过海德公园。这无疑很符合伦敦上层社会的节拍,他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名流显贵。对于熊彼特来说,此时的英格兰似乎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峰。

年轻的熊彼特恣意挥霍着老天对他的恩宠。1907年11月,就在刚到伦敦后不久,他迎娶了比他大11岁的葛莱蒂丝·理查德·西维尔为妻。婚后,为了解决经济来源问题,他远赴埃及开罗,在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到1908年10月他返回伦敦时,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以支撑未来几年的生计。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

熊彼特以这本书为敲门砖,在导师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极力推荐下,回到了维也纳大学执教,并于1909年秋天获得了帝国边远城市赤诺维茨一所大学的教授职位。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学府,但“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一名号,仍然让熊彼特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是,熊彼特的这种人生道路,并没有让他的母亲满意,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也深为熊彼特的选择而担心,甚至拒绝出席儿子的婚礼。事实证明,母亲的担心是对的。

熊彼特出版《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一书时年仅25岁,在学术界默默无闻,却敢于挑战本应由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掌控的领域。不可否认,这本书难以掩盖熊彼特的才华横溢——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给学术界带来了震动。但或许正如熊彼特母亲担心的那样,他把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新婚、赚钱和享乐上,导致他非凡的才华没有得到很好的沉淀和打磨。事实上,即便有维塞尔、庞巴维克这两位在帝国政界、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人物的鼎力支持,保守而厚重的维也纳大学的教席教授们对熊彼特的评价也是“目无传统、恃才倨傲”,以至于不同意将他吸纳进教授圈。

赤诺维茨地处偏远(距俄国边境只有40公里),出身名门的熊彼特对这座几乎无人知晓的大学并不重视。在这里的两年期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傲慢自负的名声并非空穴来风。在一次院长召开的全院大会上,所有同事都正装准时到场,唯独熊彼特不仅迟到,还穿着一身骑装,并对院长出言不逊。另一次,他因为图书馆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借书,竟然跑去跟管理员决斗!这些行为都让他给外界留下了并不太好的印象。当两年后他申请奥地利仅次于维也纳大学的格拉茨大学教授席位的时候,授职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内容空泛,里面全都是些陈词滥调。只不过经过他一番装模作样的刻意强调,才显得像是什么重大发现一样。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出一点能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就沾点儿边的东西。”

虽然在生活中表现得放荡不羁,但进入学术的世界时,熊彼特却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帝国的偏远一隅,废寝忘食,潜心治学,无论身在何方,这一点他保持了一生。专心致志,再加上外界不断的打击,促使他能够更加沉静下来,不断凝结和汇聚他的学术思想,他也因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这本书中,熊彼特以经济的循环流转为起点,清晰地阐述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信贷和资本的关系,明确了企业家利润和资本利息的关系,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型。他并没有停笔于此,而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入手,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自身特点导致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探讨了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结构等重大问题,从而建立了动态和长期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经济分析模型。不难看出,这本书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25年,熊彼特重新修订了此书,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1932)、英语(1934)、法语(1935)、弗赖堡日语(1937)和西班牙语(1944)等多种版本。

支撑熊彼特前进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导师全力以赴的支持。虽然在1911年格拉茨大学教席申请的过程中遇到了学校的阻力,但庞巴维克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还是让熊彼特获得了教席职位。1911年底,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在维也纳皇宫接见了熊彼特,亲自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在帝国最后的荣光中,在导师无私的帮助下,熊彼特迎接了青年时代最高的辉煌。他也许不曾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得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支持和呵护——接下来的人生路上,他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坎坷与曲折,而这些坎坷与曲折,也将把他推向新的人生高度。

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的时间并不长。学校的教授们和学生们都不喜欢他,几乎没有人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1912年10月,就在熊彼特到任后不久,他的学生们在课堂上集体对他进行“讨伐”,并且抗议持续了3周,直到学校出面方才平息。这次学潮惊动了施泰尔马克州政府和教育部,不满已久的同事,也纷纷落井下石。熊彼特最初的教授生涯被泼上了一盆冷水。在这样孤立的环境中,熊彼特日益觉得“水土不服”,于是跟学校商量,暂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以作为权宜之计。

与此同时,熊彼特不被母亲看好的婚姻也出现了裂痕。他的妻子葛莱蒂丝与他共同的爱好仅在崇尚体面优雅的生活方式,以及享受举办盛大宴会的满足感,要维持与学者熊彼特的长久感情,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1913年熊彼特赴纽约任职时,葛莱蒂丝返回了利物浦的老家。虽然熊彼特次年从美国返回时前往英格兰试图与她和解,但葛莱蒂丝再也不愿意返回格拉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音信全无。

熊彼特返回格拉茨大学的时候,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面对局势的剧烈变化,熊彼特也跃跃欲试——他认为机遇来临,自己可以从幕后的学者一跃成为政界的领军人物。

他早年在维也纳的贵族朋友圈此时发挥出巨大作用。在宪法法院官海因里希·兰马希(后担任奥匈帝国最后一任首相)的领导下,熊彼特于1916至1917年提交了3份重要的研究报告,他对战争对奥匈帝国带来的危害、战争对德意志—普鲁士统治带来的危害、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及美国参战的可能性等重要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十分关注帝国统治下多民族问题带来的影响。凭借这些研究报告,熊彼特在维也纳政界声名鹊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他的维也纳大学同学奥托·鲍尔(1918-1934年在奥地利担任社会民主工党的副主席)、鲁道夫·希法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等人的帮助下,熊彼特开始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时年36岁的熊彼特哪里有过一天的政治经验!他的过往人生,都是在学校和社交场度过的,即便大学里面的人事纷扰他都应对不暇,更何况复杂的帝国官场。他仰慕维塞尔、庞巴维克等导师的高官经历,却不知道此时已不是帝国的繁荣时期。战后的奥匈帝国,面临着诡谲的国际局势变化、各民族国家独立的挑战和分崩离析的危险,帝国更需要的是经验丰富、手段老辣的政治家,而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年轻教授。1919年1月,他前往柏林,到卡尔·考茨基领导的社会化委员会工作;3月他就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熊彼特并没有意识到一战之后奥地利面临的压力和危险,而是希望将奥地利变成吸引外国资本的金融中心,把刚刚独立的多瑙河沿岸国家变为一个经济联盟。熊彼特浪漫的想法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格格不入,仅仅7个月后,他的财政部部长职务就结束了。

随着社会被排斥出政府,熊彼特和他的一些朋友也退出了政坛,随后他们获得了进入银行的许可。1920年冬天,熊彼特获得了他一生唯一一次涉足商业的机会——担任比德曼银行的行长。他待遇优厚,持有大宗股份,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在维也纳股票市场赚了很多钱。此时的熊彼特,春风得意。他衣着光鲜,美女相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战后经济形势的恶化,维也纳股市在1924年终于崩盘,银行产生了巨额的亏损。同时,他还被特蕾西亚中学的同学所骗,为之做了高额的商业担保,从而负债累累。熊彼特辞去了行长职务,带着一身债务离开了首都。

在政界、商界折戟沉沙之后,学术的世界再一次拯救了他。波恩大学著名经济理论家阿图尔·施皮特霍夫知道了熊彼特的情况,把他拉回了学术世界,为熊彼特争取到了波恩大学的教授职位。施皮特霍夫不仅仅是熊彼特回到学术道路的引路人,也是他在学术方面的知己。刚刚从柏林和维也纳勾心斗角的名利场退出来的熊彼特,在波恩大学宁静的校园里,和施皮特霍夫共同探讨着企业家、创新、经济循环、经济周期⋯⋯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疗伤和休整。

与一直身处象牙塔的施皮特霍夫不同,熊彼特经历了政商界的奋斗和失败,更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与惨烈。因此,在与施皮特霍夫的讨论中,熊彼特天才般的思考再次迸发出火花。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过程中,施皮特霍夫认为在繁荣与衰退之间仅仅只是产生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而熊彼特则认为这是“新事物与旧事物并列产生,并在竞争中消除旧事物”的过程——这就是熊彼特著名的概念“创造性毁灭”的由来。

经过人生起伏,熊彼特平静了很多。他一改昔日桀骜不驯的作风,变得平易近人起来。波恩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也因为熊彼特高超而独特的讲课方式,波恩大学很快成为青年学子们追求新理论的殿堂。不仅如此,熊彼特还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生的挚爱、比他小20岁的姑娘安妮·莱辛格尔。这个自信、时髦、让人喜欢的姑娘在熊彼特最为落寞的时候走进了他的生活。1925年11月,在熊彼特于波恩大学任职后不久,两人结为了夫妻,朝夕相伴,爱意融融。婚后,他们住进了莱茵河畔一栋漂亮的别墅,过上了一段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安妮很快怀上了孩子。熊彼特开始着手修订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不断打磨,希望成为学术上的传世之作。

命运多舛,就在熊彼特刚刚安定下来,准备继续学术之路的时候,他人生最大的灾难悄然而至。1926年6月18日,他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赶回维也纳的第二天,母亲就溘然长逝。他把母亲安葬在维也纳的西清墓地后,就匆忙赶回波恩。在母亲去世的打击下,熊彼特在安妮产前情绪低落,经常与妻子争吵。1926年8月3日,安妮大出血,送到附近医院没多久就母子双亡。

母亲和爱妻去世后,熊彼特在波恩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光。他不得不想尽办法挣钱,以偿还在维也纳时期所欠的高额债务。从1927年开始,熊彼特受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哈罗德·伯班克和经济学教授弗兰·陶西格邀请,多次前往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在美国也受到了比在德国高得多的礼遇和尊敬。

熊彼特到哈佛大学的时候,正值美国1932—1933年大危机的年代。作为从帝国时代跨入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开始关注经济周期的规律及成因问题。为此,他花费了7年的时间写作《经济周期》一书,他自己给这本书的取名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在这部鸿篇巨著中,熊彼特追溯了自19世纪中叶到193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对价格、数量、收入、生产、制度、金融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详细研究,勾画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宏大轮廓。

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由三种周期叠加所致。第一种是长达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种是持续9到10年的“朱格拉周期”,第三种是持续40个月左右的“基钦周期”。每一个周期都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4个阶段。在这个模型中,企业家的创新、平衡状态、竞争、自利行为、预期、信贷等活动相互作用,构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的动态图景。理论和历史细密交织,展示了熊彼特极其博大的知识体系,而且他能够同时顾及各种主张,提出历史洞察,提炼内部关联,使得《经济周期》成为经济研究领域一本珍贵难得的著作。

然而,这本著作在1939年问世后,并未得到熊彼特预料中的热烈反响。当时,世界刚刚经历了一次灾难深重的萧条,人们需要一条走出萧条的路,以及指引这条道路的经济理论。熊彼特并没有尝试去满足人们对经济学家提出解决方案的期待,而是像神一样俯瞰着众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上的“凯恩斯主义”,能够通过简单的几何和数学结论,提出了迎合大众对政府期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直到今天,这本书的价值也没有被人充分认识到:其中提出了造成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经济乱象的原因,即各种经济波形之间存在的浪费、低效以及错误的预期。人们认识熊彼特的学识,却没有理睬他的呼吁,继续沿着凯恩斯开创的道路前进,至今也没有回头。

作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熊彼特在二战期间经常表达出反对战争、反对罗斯福的政策、担忧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等观点,这让他在哈佛大学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他的答疑时间也无人问津。对于他而言,昔日喧嚣的校园,现在几乎变成了荒漠。1940年11月,他尊敬的师长、曾经邀请他到哈佛任教并始终关心他、照顾他的陶西格教授离世;1942年,曾陪伴他走过低谷的亲密女友米娅在南斯拉夫被杀害;战争期间,他在欧洲的很多朋友、学生陷入困苦甚至死去⋯⋯1939年到1942年之间,熊彼特落落寡合,悲愤交集。重压之下,他的才华再次显示出逼人的光芒,一部在痛苦中呼唤未来的旷世巨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横空而出。

在该书的序言中,熊彼特写道:“对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我做了近40年的思索、观察和研究,我努力将这些线索、观察和研究的主要部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出版。”在这本书的前四章,熊彼特向马克思表达了敬意。他和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进行了宏大细致的考察,并且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将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认识到了资本主义荒野的存在,开辟了新道路,并且证明了一片鲜美草地的存在。在论述社会主义如何替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分析方面,熊彼特做了大量工作。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主义创造了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进步,过去的增长必须归功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资本主义与其他体制不同,因为它提高并放大了经济理性,而且是反英雄主义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家将逐渐失去创新作用,资本主义企业趋于把进步变成常规。资本主义开始蚕食自己的制度结构,小企业将屈服于大厂商。全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敌意都将增加,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资本主义终将自己摧毁自己。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的数量将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分配成为官僚性决策,个人将自由地以自己选定的方式花费他的收入。社会主义通过指挥劳动者避免非自愿失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不存在摩擦,技术进步更快且更有效率。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社会达成政治决策的制度性安排,其作用是形成一个工作政府。

虽然熊彼特极力掩饰自己在这本书上所倾注心血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事实上,这本书的问世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个节点上,熊彼特作为智慧超群的人物曾经为人类发展指出过正确的方向。虽然此后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每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都会重新回想起熊彼特曾经阐述的观点。令人叹息的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熊彼特。在50岁那年,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布迪·菲鲁斯基。伊丽莎白自己就是经济学家,因此她能够理解熊彼特的思想,帮助他完成很多艰难的研究工作。同时,她也是出色的家庭主妇,并且深爱着渐渐老去的熊彼特,将他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熊彼特搬进了伊丽莎白在塔科尼克带有花园的大房子,她为他打造了舒适的书房,成为熊彼特晚年研究学术的安身之所。

熊彼特一生都非常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将其视为经济学成为科学的重要手段。他曾经花了很多精力,试图构建支撑自己理论的数学模型,但从今天看来,这种努力无疑跨越了时代。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熊彼特自知时日无多,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分析史》的写作上。直到去世,他都未能完成这部书稿,幸好伊丽莎白帮助他整理了遗稿,并最终付梓成书。

在《经济分析史》的第一篇,熊彼特概述了他对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的看法。他认为,一种新理论或旧理论是对是错,有用没用,并不重要,经济学也是如此。第二篇从柏拉图一直写到亚当·斯密,第三篇从亚当·斯密到边际效用学派和马克思,第四篇包括了从1870年到1914年期间的经济学研究,第五篇并不完整,包括了凯恩斯等在内的新的经济研究情况。这本书几乎涵盖了自从有文字以来所有的经济学思想史,介绍了各种经济思想的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和理解。

带着伟大的毅力和决心,熊彼特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刻苦钻研,德、英、法、意、西、拉丁、希腊等各种语言的原著、观点、论文都被他囊括其中,连点成线,条分缕析。《经济分析史》出版以来,作为理论史的经典著作,其地位经历几个时代,丝毫不曾动摇。熊彼特出生的古老帝国早已灭亡,然而他带着欧洲传统的人文气息,历经磨难,背井离乡,终于在大洋彼岸大器晚成,成就为态度高雅的文艺复兴式人物。

1950年1月7日,星期六的晚上,熊彼特做完研究,放下铅笔,倒空衣袋,阅读着一本希腊文的欧里庇得斯戏剧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在这本摊开的书上,我们或许会读到这句话:

《传记文学》1984年创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人物传记月刊,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传记三大刊”之一,刊发文章多次获得国家级各种奖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传记文学》秉持十五字办刊宗旨:时代性、思想性、真实性、文学性、原创性,历史的角度,文学的笔触,精彩讲述历史与时代中各领域优秀人物非常人生故事,真实反映思想、文化与时代精神之间多层面、多维度关联,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品牌栏目有:中国思想肖像、大家风范、非常人生、史迹钩沉、如是我闻、流年述往、名家轶事、传记连载、传记课堂等,其中封面人物专题“中国思想肖像”为核心栏目。

《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由美国洛林·艾伦所著,马春文等人翻译,是一部研究熊彼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精品。本书从三个角度解析了熊彼特这位分量与凯恩斯、哈耶克、马歇尔相当的大经济学家:作为教师,他生命的主题一直是为探索的头脑开门并引导学生入门、努力创造未来的学者;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熊彼特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卓尔不群、矛盾重重的人,他令我们回味大卫·休谟年轻时的格言:“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他过着矛盾的生活,从事着矛盾的事业,思考着矛盾的思想,写着充满矛盾的著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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